内容提要：唐宋时期仿木构砖室墓的起源和发展脉络是学界重点探索的问题。仿木构砖室墓较早流行于中晚唐的河北地区，壁柱是出现较早的题材，应当受到关注。从营造角度考虑，在（弧）方形墓向圆形墓过渡的过程中，中晚唐河北地区墓壁砌筑壁柱的做法是墓葬建筑技术发展的结果；北宋晚期河南地区对墓葬壁面结构稳定的追求，导致壁柱数量增加，这是多边形墓葬在此时开始流行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可将唐宋河北、河南仿木构砖室墓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仿木构砖室墓在宋代北方地区的发现数量和所占比重远高于唐代，尤其在富民阶层中得到了广泛使用，是宋代墓葬区别于早期的重要特征之一。仿木构砖室墓的起源和发展脉络是学界所重点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从营造角度考虑，壁柱是墓室仿木构中的关键要素，墓壁砌筑壁柱的做法是墓葬追求结构稳定和建筑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推动了仿木构墓葬的流行。

河北和河南仿木构砖室墓的流行时代相对早于其他地区，本文将围绕这两个地区探究唐宋墓葬的发展脉络。具体将尝试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墓室仿木构中的壁柱是如何得以普遍流行的？其二，北宋晚期流行的多边形墓的来源和演变轨迹是怎样的？在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之后，即可对仿木构砖室墓的起源问题作出一定解释。这两个问题主要聚焦于砖室墓的结构和建筑技术，需上溯至唐代进行考虑，尤其需要关注中晚唐河北地区的墓葬文化。

一、河北唐墓壁柱的发展轨迹

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出现了事实上的藩镇割据局面，魏博、成德、卢龙等河朔藩镇“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1]迥异于两京地区的区域传统使得墓葬文化也表现出了独特的面貌，对宋代仿木构砖室墓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墓葬壁柱的发展轨迹比较重要，值得进一步探索。

北朝时期，山西晋阳地区的部分砖室墓便采用了墓室四角砖砌壁柱的做法；[2]进入唐代，山西地区这类砖室墓例很少，[3]转而在河北墓葬中逐渐流行壁柱的形式。推其原因，盛唐关中地区大型壁画墓中常使用影作木构，[4]可能影响了河北地区的高级官员群体，在高等级墓葬中开始做出壁柱。壁柱在河北地区的流行早于墓室内其他仿木装饰，可将这一时期雕绘壁柱的纪年砖室墓[5]列表如下（表一）。

表一 中唐以前雕绘壁柱的河北地区纪年砖室墓

中唐以前，河北地区使用壁柱的墓葬不多，且蕴含着比较明显的等级意味。目前所发现的雕绘壁柱的砖室墓均使用弧方形和圆形墓室，尺寸一般较大，甬道两侧有时砌出小龛。这些都是墓主人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表现。各墓仿木构壁柱的数量、形制不太统一，壁面装饰愈渐繁缛，说明这种现象应该并不属于制度规定的范畴，主要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相关。建造结构较为复杂、带有壁柱的墓葬，成为部分官员乐于采用的方式。

这一时期的平民墓葬一般不使用壁柱。以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邯郸鸡泽郭进墓为例，[6]墓主与表一所列的郭行为同胞兄弟，建墓时间也相距不远，但并未使用类似郭行墓内砌出壁柱的做法。这可能是因为郭进布衣未仕，与官居云骑尉、武安令的郭行不同，而形成了墓葬建造上的显著区别（图1、图2）。

图1 邯郸鸡泽郭进墓

图2邯郸鸡泽郭行墓

进入中晚唐，壁柱在河北地区官员阶层墓葬中得到了普遍流行，中高阶武官墓葬内集中出现了使用壁柱的现象，如张家口宣化苏子矜墓、海淀八里庄王公淑墓、丰台董庆长墓、邯郸大名何弘敬墓等。[7]这相较于中唐以前的墓例数量大大增加，壁柱的形式也相对固定了。

这一时期，平民阶层墓室内砌出壁柱的做法得到了一定普及。壁柱多伴随墓室内的仿木砖雕出现，一般不超过四根，雕砌相对较为粗疏，与建造考究的官员墓葬有一定差异。此外，有相当数量的平民在仿木构墓葬内不砌壁柱，仅砌出门窗、桌椅等其他仿木构装饰，如晚唐衡水故城西南屯墓群的各墓尺寸规模和建造方式基本一致，其中M1和M2均砌出四根壁柱及斗拱，M3则未砌壁柱（图3、图4）。[8]总之，此时的壁柱在平民墓葬结构中并非稳定出现的要素。

图3 衡水故城西南屯 M2

图4 衡水故城西南屯 M3

追溯壁柱在唐代河北地区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平民墓葬应该受到了官员阶层的影响。河北地区砖室墓中为何逐渐流行壁柱的做法呢？在对唐代两京地区和河北地区砖室墓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可以看出其应与墓葬建筑技术的发展有关。

唐代两京地区是砖室墓技术最发达的区域，墓葬常为方形或弧方形。方形墓葬四壁立面垂直，以条砖砌筑较为容易；弧方形墓葬四壁略向外突出，比方形墓室的结构更稳定。在弧方形墓中，四壁外弧的程度不大，因此各壁面相交的转角处相对容易处理，主要包括三种方式。其一，转角处使用条砖砌筑，条砖稍加修削以使相邻两壁面达到咬合平整的效果，这种砖室墓四壁外弧程度很小，近似于直边方形墓，如郑州上街区M51；[9]其二，转角处做出楔形或三角形砖，以起到连接、固定相邻两壁面的作用，如咸阳礼泉新城长公主墓；[10]其三，转角处没有任何咬合结构，仅填土，相邻壁面彼此独立，如西安韦曲大德和尚墓。[11]

两京地区弧方形墓中这三种处理转角的方式比较普遍（图5），目前暂未发现规律，它们甚至同时出现在了一座墓葬（西安硫酸厂M7）的结构中。[12]这应与工匠自身的习惯做法有关，转角部分在墓室内部无法看到，因此工匠便不将其视为砌筑的重点，相对比较随意。这本质上是因为本区域砖室墓壁面的弧度很小，无论如何处理，转角部位基本不会影响墓葬结构的稳定。另外，墓室壁面与墓圹间的填土也比较充实，客观上对墓室起到了保护作用。

1 郑州上街区 M51

2 咸阳礼泉新城长公主墓

3 西安韦曲大德和尚墓

4 西安硫酸厂 M7

图5 唐代两京地区弧方形墓中处理转角的方式示例

而与两京地区不同，唐代河北地区流行圆形墓。圆形墓在官员阶层的带动之下成为本地区的特殊文化符号，[13]逐渐取代（弧）方形墓这一北朝以来的区域传统，[14]被社会各阶层广泛采用。本文暂不讨论圆形墓兴起的原因，但（弧）方形墓向圆形墓的变化应该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使用人群的接受程度，还是墓葬工匠的建筑技术，都经历了渐变发展的过程。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平民墓葬，在向圆形墓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近方形、近圆形墓，墓室各壁面不仅弧度不相同，长度也各不一致，墓室平面不够规整，壁面垒砌比较粗糙，显然是处于墓葬技术的转型阶段。在这种技术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工匠在墓室原本的转角处砌出仿木壁柱，可能是出于稳定墓室结构的考虑。壁柱的出现，既可以连接相邻墓壁，又能增加转角位置的稳定性。

壁柱在墓葬结构中的出现和逐渐稳定，可通过密云大唐庄墓群[15]为例加以说明（图6）。图中五座墓葬的结构差别并不一定是线性的时间早晚关系，但是它们自左向右应该可以反映当时建筑技术的发展过程。其中，M9墓室壁面弧度不大，转角部分以楔形砖连接相邻壁面，与前述两京地区弧方形墓的第二种形式比较接近，应该属于河北地区相对比较早的墓葬做法。M78开始向圆形墓发展，墓室南壁出现了弧度，南壁的左右两侧转角分别填充了楔形和方形砖，说明工匠开始重视转角的处理方式。M113则在墓室南壁的两侧转角处做出了壁柱，代替了原本位于转角处的填充砖块，进入墓室内壁，真正成为墓葬结构的一部分，应该有利于墓葬的整体稳定；而北壁两侧转角处并无壁柱，可能是因为弧度比南壁转角小，也说明这是墓室壁柱发展的最初阶段。M11平面形制整体呈近圆形，墓室四个拐角处均做出壁柱，但与壁面的结合程度较低，反映了壁柱在圆形墓中的技术演进。M75则是成熟的圆形墓，壁柱均匀分列于墓室四角，墓葬结构的相对稳定和壁面的美观得到同步实现。

图6 密云大唐庄墓群部分墓例，自左向右分别是：M9、M78、M113、M11、M75

唐代河北地区平民阶层墓葬的建造相对简陋，多数情况下不如官员墓葬坚固、精良。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工匠的积极性，以技术的探索来弥补财力的不足。若说壁柱和圆形墓在官员墓葬文化中是等级的象征和风气的先导，那么在平民阶层中的这类做法就是建筑技术提升和墓室结构稳定的必然要求。当然，壁柱在唐代河北地区各阶层墓葬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必然更加复杂，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技术存在着持续交流和发展，由于纪年材料尚少，过往对墓葬建筑技术的关注也不多，目前仅能对其整体趋势进行研究和讨论。无论如何，在（弧）方形墓向圆形墓过渡的过程中，仿木壁柱出现于墓室壁面中，在墓葬结构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圆形墓成熟之后，壁柱也没有消失，而是成为河北地区富民的惯用做法，迄于宋元时期。

二、河南宋墓壁柱和多边形墓的流行原因

五代至宋初，河北地区的精英大批出仕并身居要职，迁居至当时的政治中心河南地区。后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都是邢州人士，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的祖籍为涿郡，宋祖陵也位于河北。[16]这些政治精英将河北地区的文化带入河南，河北的墓葬文化也流行于河南地区的上层社会人群。

北宋早期，政府颁布并施行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官员墓葬等级制度，尽管具体内容不详，但据考古材料和相关研究可知，圆形墓室、壁柱、仿木装饰等墓葬特征均应包括在内，且随时代推移而有所变动。[17]此外，北宋晚期河南地区的不同阶层均流行多边形墓的做法，这也和河北地区墓葬壁柱的发展密切相关。下文将重点针对河南宋墓壁柱的变动轨迹进行研究，兼谈多边形墓的流行原因。

中晚唐河北地区官员墓葬一般砌出四根壁柱，也出现了少数使用六至八根壁柱的墓例，如张家口宣化张庆宗墓和杨釼墓。[18]这既是墓主身份地位的彰显，也与墓葬平面形制和壁面空间有一定关系。晚唐官员墓葬中的这类做法，随着精英人群流传到河南、山西等地区，在五代时期北方地区高级官员墓葬中更为普遍，如太原晋祠王氏小娘子墓使用六根壁柱、洛阳伊川孙璠墓使用八根壁柱、洛阳伊川李俊墓使用十二根壁柱等。[19]

北宋河南地区是河北精英的重要聚集地，“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命翰林学士李昉等重定士庶丧葬制度”。[20]李昉为河北人，在他的组织下，政府颁布并施行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官员墓葬等级制度，上层阶级的墓葬形制呈现出比较整齐的面貌。北宋前期，巩义元德李后陵、巩义周王赵玄祐墓、洛阳右司郎中王贻孙墓依照身份的高低，分别使用了十、七和六根壁柱。[21]这一时期的墓室壁柱数量能够体现出墓主的等级差别，应该也是制度的重要表现。仁宗朝以后，四京地区官员墓葬普遍呈现简单型的特点，墓室内基本不再出现壁柱、斗拱和砖雕装饰。直到徽宗时期，制度逐渐松散，官员墓葬中才零星出现了使用壁柱的做法，[22]墓室平面形制也呈现出多样性，其中的多边形墓葬与当时的平民砖室墓区别不大了。

河南地区的平民墓葬同样受到河北地区的影响，但较少受到墓葬等级制度的约束和限制，因此其形制变化的情况与官员墓葬有较大的区别，一般不采用本地区官员群体所流行的圆形墓室，而墓室内的壁面装饰则呈现出逐渐复杂的趋势。北宋早、中期流行（弧）方形砖室墓，显然是受到了本区域唐代墓葬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一时期，仿木构砖室墓的建筑技术有所发展，墓室一般做出四根壁柱，相应壁面的装饰内容也趋向稳定，墓室北壁一般做出假门、东西壁做出桌椅、箱柜、灯檠等家具，如至和三年（1056）郑州南关外墓[23]等（图7）。

图7 郑州南关外墓四壁展开图

这种墓葬形制在北宋晚期发生了重大改变。11世纪中叶以来，北宋中原北方地区流行仿木结构雕砖壁画墓，仿木建筑和壁面布局日趋华丽繁缛，[24]在河南、河北地区开始比较盛行多边形砖室墓的做法。学界对多边形砖室墓的出现和流行原因多有讨论，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意见：其一，地面上的佛教经幢、地宫、墓塔是多边形墓葬形象的来源；[25]其二，多边形墓渊源于唐代弧方形墓，东西壁中间做出一或二根壁柱并使之向外扩张，便成了六边形、八边形墓葬的创意基础；[26]其三，多边形墓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圆形墓无法满足庶族富民阶层墓葬装饰复杂化的需求。[27]这三种解释各有其侧重。笔者认为，对砖室墓壁面结构稳定的要求，是多边形墓葬出现并流行的重要原因，仿木壁柱则在这一营造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在河北地区所流行的圆形墓中，壁柱的柱头上端有斗拱支撑，柱头或转角铺作所处的位置和其他位置的受力不同，导致环绕墓室一圈的铺作层受压不均，影响了墓葬的坚固。以笔者参与发掘测绘的安阳小任家庄墓为例，该墓各转角铺作对应处的橑檐枋均略向下弯曲，各补间铺作对应处的橑檐枋上方壁面多有较大裂缝，应是转角和补间铺作位置的受力不均所致（图8）。[28]尽管该墓的时代略晚、建筑结构也比较复杂，但所反映出的建筑受力现象在不同墓葬中是普遍存在的，工匠需要妥善处理这类问题，以保证墓葬结构的稳定。

图8 安阳小任家庄墓铺作结构受力不均的现象

因此，工匠的策略是，在圆形墓室内逐渐均匀增加壁柱的数量，尽量降低这种受力不均的现象对墓葬结构的影响。这种建筑方式的变化在河北地区表现得较为明晰，对于该区墓葬相对年代的判断有参考意义。中晚唐至北宋早、中期，该区平民阶层普遍流行壁面砌出四根壁柱的圆形墓，如庆历二年（1042）衡水武邑龙店M2；[29]北宋中、晚期则逐渐使用壁面砌出六根壁柱的圆形墓，如熙宁十年（1077）邢台平乡董庄村墓、政和七年（1117）保定曲阳南平罗墓。[30]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建筑效率的追求，圆形墓中以壁柱为节点，原本带弧度的壁面被直壁所代替，进而出现了六边形和八边形砖室墓葬，在北宋晚期至金代极为流行，如大观（1107-1110）年间邯郸磁县双庙M42、邯郸北张庄M3等。[31]多边形墓葬的壁面为直壁，砌筑更为容易，砌筑方法和技术也更易普及。另外，目前发现最早的北宋八边形墓葬是元祐四年（1089）鹤壁故县墓，[32]同样属于唐代魏博节度使控制下的河北地区，该墓平面并非正八边形，各壁长度和壁面间的夹角度数不一致，棺床墁砖也不规整，其建筑技术显然并未成熟，应属于多边形墓流行初期的典型墓例。可见，自圆形墓发展为多边形墓，仿木壁柱及其背后的墓葬建筑技术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图9）。

1 衡水武邑龙店 M2

2 保定曲阳南平罗墓

3 邯郸磁县双庙 M42

4 鹤壁故县墓

图9 北宋河北地区圆形墓向多边形墓发展过程中的墓例

需要注意的是，早在晚唐时期已出现了多边形砖室墓的做法。前文所述张家口宣化张庆宗墓和杨釼墓便分别使用了八边形和六边形的墓葬平面形制，墓室壁柱也相应为八根和六根；保定曲阳田庄大墓的前室为八边形，使用八根壁柱分隔。[33]这三座墓的墓主均为河朔中高级官员，墓葬规模相对较大，采用多边形墓葬的做法应该是当时的特例。多边形墓在晚唐时期多被中高级官员采用，并未普及至平民阶层中。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晚唐官民阶层间存在着较大的隔阂，墓葬文化因素不易互通；另一方面表明了墓葬建筑技术的发展，可能同样是北宋晚期平民阶层流行多边形墓葬的关键原因。

为何北宋河南多边形墓的驱动力和直接来源不是本地区的弧方形墓或圆形墓呢？其一，河南地区平民阶层在北宋早、中期多流行（弧）方形砖室墓，这是唐代以来的地区传统，而北宋晚期该区所流行的多边形墓已经高度成熟，技术发展的阶段性不明显，从建筑结构的发展过程上也无法看出其源于弧方形墓的迹象；其二，河南官员阶层使用的圆形墓不被普通民众采用，应该与阶层隔膜或等级制度有关，平民阶层自然难以直接从圆形墓中汲取建筑经验。

多边形墓葬在河北地区成型之后，很快就传入一河之隔的河南地区，大受平民阶层欢迎，壁面装饰和仿木结构变得相当华丽复杂，堪称北宋砖室墓发展水平的高峰，如绍圣四年（1097）登封黑山沟墓、大观二年新密平陌墓等。[34]多边形墓能提供更多的空间进行墓室装饰，图像布局复杂有序，反映了富民阶层崛起对墓葬装饰复杂化的需求。壁柱及斗拱是壁面装饰图像的骨架，其上常彩绘图案，也成为墓葬装饰的一部分了。在由唐至宋的大变革中，墓室壁画由上层社会向平民阶层普及，而壁柱和墓室结构的变化对壁画图像和布局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综上，唐宋时期河北、河南仿木构砖室墓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图10）：第一阶段为安史之乱以前，两京与河朔保持着密切稳定的交流，壁柱、门窗、家具等仿木构的新要素尚未在河北地区墓葬中普遍流行；第二阶段为中晚唐至北宋早中期，河北地区在不同文化交汇的过程中，砖室墓使用人群进一步下移，墓室内开始流行仿木构的做法，民间工匠基于技术和成本的考虑，把砖室墓的平面由弧方形向圆形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壁柱起了重要的结构稳定作用，其数量也有所增加；第三阶段为北宋中晚期，工匠为追求墓室营造的效率，将壁面裁弯取直，在河北和河南地区普遍使用多边形砖室墓，壁柱及壁面的装饰也愈加繁缛复杂。

图10 唐宋仿木构砖室墓的发展过程（以河北地区为中心）

注：图中序号①-⑦为可参考的代表性墓例，分别为①邢台清河孙建墓（670），②咸阳礼泉新城长公主墓（663），③邯郸鸡泽郭进墓（696）、密云大唐庄M9（中晚唐），④密云大唐庄M75（中晚唐）、衡水武邑龙店M2（1042），⑤邢台平乡董庄村墓（1077），⑥邯郸磁县双庙M42（1107-1110），⑦鹤壁故县墓（1089）、登封黑山沟墓（1097）

结　语

由此，可以对唐宋仿木构砖室墓的起源问题稍作补充说明。宿白早在《白沙宋墓》中便已推测，自唐宋以来地上用砖仿木建筑之佛塔，在技术上逐渐达到一定的熟巧程度，因之刺激了与其建筑方式大略相同之地下墓室的进一步演变。[35]具体到地下墓葬中，墓室内部仿木构的起源问题则以砖砌壁柱的流行为核心。墓室内的仿木构一般包括壁柱及门窗、家具等装饰，但其蕴含的意义不同，壁柱的使用时间略早于其他仿木构装饰。唐代河北地区墓葬建筑技术的进步使得壁柱广泛应用于各阶层的墓葬结构中，从而构筑了墓室壁面布局的整体框架，框架内的仿木构门窗、家具应属于不承担结构功能的壁面装饰题材。

这些题材之所以出现，既受到了唐代关中地区墓葬中摹拟现世的壁画的影响，也与壁柱所奠定的技术基础相关。仿木构墓葬最为原始、也是最为普及化的形式是以条砖为基础的设计、营造方式，墓葬各类仿木构斗拱、柱额、门窗，以及家具等壁面装饰，均由砌墓条砖采用顺砌、立砌及侧砌的方式叠加、拼合而成。[36]墓室的转角部位由填充在外壁的残砖或整砖，发展为凸出于内壁的壁柱，是砖室墓壁面的重大变动。它使工匠逐渐认识到墓室内壁可以用砖做出外凸的设计，既能增加墓葬的稳定程度，也满足了壁面装饰的需求。自此，仿木门窗、家具等模仿现实生活的题材以砖砌的形式进入了河北地区墓葬中，是不同于关中地区的墓葬观念的表达。

壁柱在墓室平面由方转圆的过渡阶段中，稳定了墓葬壁面的结构。在圆形墓真正成熟并广泛流行之后，壁柱并没有消失，而是应用范围更广了。这是因为墓葬文化具有强大的惯性，且需要壁柱对墓室壁面进行划分，以妥善安排各类仿木题材的布局。此外，假门窗等各类仿木装饰的存在也会导致墓壁各处受力不均，仍需壁柱加以支撑。因此，以壁柱为结构中心的仿木构砖室墓在中晚唐至宋金时期一直经久不衰。到了元代，砖室墓出现“装饰化”趋势，[37]逐渐流行通壁绘制壁画的形式，砖砌仿木构的比重大大下降，元明时期墓葬壁柱的地位便不复以往了。

壁柱在唐代河北地区墓葬中的出现和流行，对北宋河南地区墓室的壁面布局和平面形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北宋皇族和官员阶层而言，壁柱和圆形墓等河北地区墓葬特征进入河南地区，成为墓葬等级制度的重要表现；对于平民阶层而言，河北地区壁柱和圆形墓的使用，是墓葬建筑技术的进步和追求稳固的结果，壁柱数量的增加，推动了多边形墓在北宋晚期中原北方地区的大面积流行，墓室壁面布局也因此有了新发展，其影响力直迄金元。安史之乱后，“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38]但河北地区在文化交汇的过程中，发展了独特的地方文化，表现出了强大的创新能力，从仿木构砖室墓上便可见一斑。在中晚唐至宋元时期的砖室墓长时段发展过程中，河北地区所展现出的特殊地位值得关注。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宋之交中原北方地区的墓葬及其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3CKG02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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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列传第九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3838页。

[2]李梅田：《北齐墓葬文化论析》，《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第59-68页。

[3]李雨生：《山西隋唐五代墓葬析论》，载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西北大学唐仲英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实验室编：《西部考古》（第6辑），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10-136页。

[4]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137-154页。

[5]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郊唐墓清理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第45-50页；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河北鸡泽县唐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4年第6期，第103-113页；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唐韩贞墓》，《考古》1973年第6期，第356-361页；高小龙：《北京清理唐砖室墓》，《中国文物报》1998年12月20日第1版。

[6]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河北鸡泽县唐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4年第6期，第103-113页。

[7]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纪年唐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7期，第23-48页；北京市海淀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唐墓》，《文物》1995年第11期，第45-53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近年发现的几座唐墓》，《文物》1992年第9期，第71-81页；邯郸市文管所：《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考古》1984年第8期，第721-725、729页。

[8]衡水市文物管理处：《河北故城西南屯晚唐砖雕壁画墓》，载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29-138页。

[9]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上街区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第40-44页。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礼泉县昭陵博物馆：《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1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韦曲韩家湾村唐大德和尚墓发掘简报》，《文博》2018年第1期，第3-7页。

[12]孙铁山、张海云：《西安硫酸厂唐墓发掘简报》，《文博》2001年第5期，第9-23页。

[13]沈睿文：《北朝隋唐圆形墓研究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编：《理论与史学》（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22-129页。

[14]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64-277页。

[15]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密云大唐庄：白河流域古代墓葬发掘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98页。

[16]有学者认为宋祖陵位于今河北保定市清苑区，参见金家广：《河北清苑发现宋皇祖陵石象生》，《文物》2005年第4期，第93-96页。

[17]张保卿：《北宋四京地区墓葬等级制度初探》，《考古》2020年第4期，第100-111页。

[18]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纪年唐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7期，第23-48页。

[19]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太原晋祠后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2期，第4-10页；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伊川后晋孙璠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6期；谢虎军、张剑编：《洛阳纪年墓研究》，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576-579页。

[20]（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二十五《礼二十八》，中华书局，1977年，第2917页。

[2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巩县文物保管所：《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3期，第19-46页；赵文军、马晓建、朱树魁：《宋陵周王墓》，载国家文物局编：《20 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66-169页；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邙山镇营庄村北宋王怡孙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6年第3期，第34-41页。

[22]如郑州贾正之墓、安阳赵恪墓等。参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南水北调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郑州黄岗寺北宋纪年壁画墓》，《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第4-9页；魏峻、张道森：《安阳宋代壁画墓考》，《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第103-104、55页。

[2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南关外北宋砖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第52-54页。

[24]徐苹芳：《宋辽金元明时代考古》，载所撰《考古剩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97-306页。

[25]易晴：《试析河南北宋砖雕壁画墓八角形墓室形制来源及其象征意义》，《中原文物》20 08年第1期，第36-40页；韩小囡：《墓与塔——宋墓中仿木建筑雕饰的来源》，《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第95-100页。

[26]郝红星、于宏伟：《辽宋金壁画墓、砖雕墓墓葬形制研究》，载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宋金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52-269页。

[27]林思雨：《略论宋金时期八边形装饰墓葬》，《四川文物》2020年第2期，第77-85页。

[28]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安阳小任家庄金代砖雕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2期，第4-15页。

[2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武邑龙店宋墓发掘报告》，载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第1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23-329页。

[30]李军：《河北邢台出土砖志碑》，《文物春秋》2004年第2期，第77-78页；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曲阳县文物保管所：《河北曲阳南平罗北宋政和七年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1期，第72-78页。

[31]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河北省文物局：《磁县双庙墓群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135-138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邯郸北张庄金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1年第1期，第40-43、67页。

[32]司玉庆：《鹤壁故县北宋纪年壁画墓鉴赏》，《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年第8期，第88-91页。

[33]张春长：《河北曲阳发现大型唐代砖室墓》，《中国文物报》2013年2月1日第8版。

[34]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宋金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1-54、88-116页。

[35]宿白：《白沙宋墓》，三联书店，2017年，第139页。

[36]俞莉娜：《宋金时期墓葬仿木构建筑史料研究——以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为例》，北京大学2015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241页。

[37]王玉冬：《蒙元时期墓室的“装饰化”趋势与中国古代壁画的衰落》，《美术学报》2012年第4期，第25-34页。

[3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列传第七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4790页。  

作者：张保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美术研究》2024年第4期

来源 |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股票配资哪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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